跳蚤的生存能力极强，选择宿主的眼光也极好
——作者： 王莫怂
这几天，我被“我妻之死”这个故事困住了。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个故事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换做是我，又会是怎样？
因为我自己的人生其实和男主是高度相似的。我也是北大的文科博士，也是农村娃从二本到211再到北大一路读了上来，也是在国内的高校工作几年之后，妻子出国留学，最后辞职出来团聚。
根据网上的信息，这位师兄姓周，后面我就叫他周师兄。
我给他的总体定位是，一个精明的跳蚤。
那篇文章主要是在讲述他的三次移民经历的前因后果，信息量非常大。我尝试跟着他自己的叙述，把他在刻意隐藏的那些真相挖掘出来。
01
学了屠龙技，只想当跳蚤
周师兄说他第一次思考移民的问题是在2010年，他博士毕业前1年，因为他的那位很追求自由的室友在申请美国的一种大学讲师类别的人才签证。周师兄说其实他有另一个朋友一年之前就已经在催着他交材料了，但他一直没有行动。
2010年年底，美国取消了这个签证类别，周师兄的室友为他感到惋惜，但周师兄说其实他更惋惜他的室友。
他的原话是：“然而，他认为我“错过”了，实则是我的“选择”而已。我反而一直很惋惜我这位室友，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受最精英的教育，还没怎么回馈社会，实现价值，就要去异国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对我说，因为他要追求自由。作为一个当时对美国宪-政和民-主一直持仰慕态度的我，又何尝不羡慕这种价值呢，在2010年也动过心，但想到博士马上毕业，离开北大直接出国，放弃所学专业到国外送披萨，太可惜；最重要的是我移了后但前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身份并不好办，所以经慎重考虑放弃了。”
我不了解当时这种签证是否真的那么容易申请，我们暂且假定他这里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当时他放弃移民美国的两个原因就是：一、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了最精英的教育，还没有给社会做贡献就跑去美国送披萨，白瞎了一身本领。二、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张敏）不好申身份。
据他自述，在这两个理由里，二比一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张敏当时能申到美国的身份，那要不要给社会做贡献就完全不重要了。
但我相信，他这句话绝对是真心的，因为他后来十几年的人生都是按着这个剧本走的，都是在这两个其实本身就很矛盾的事情之间寻找对他最有利的平衡。这里还有个很大的逻辑漏洞，如果他自己都能申到签证，相恋多年的张敏怎么可能申不到?最多不过是扯个证的事。
我们回到他自己的逻辑当中，既然当时张敏申不到美国的身份，那就一定要将自己的一身本领回馈社会、实现价值。我相信他当时觉得自己要回馈社会和实现价值可能也是真心的，因为这是北大人很容易就有的一种情结。
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很多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事情是在北大发生的，再加上很多北大人的确会认为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的同时就对家国天下承担了一种使命，所以钱理群先生才会将不主动承担这种使命的北大人定义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有精致、粗糙还是野蛮的区别，真正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利己主义者的人。主动承担任何使命的人，也都是为了践行自己相信的某种信念，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
北大还有另一种思想氛围，也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至少在十多年以前，她应该是中国对理想主义最包容的一个地方。
比如最近还俗的柳智宇师兄，正好是在我入学前出家的。当时没有人会觉得他的选择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在他曾经当过社长的那个国学社团内部，柳师兄一直是一个传奇，大家都很敬佩他。
在我的印象里，北大学生至少在毕业之前，那种非常不功利的情怀和行为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包容的。
未名湖很小，但容得下各式各样的梦想。
在家国天下和理想主义的双重思想氛围中，周师兄说的那种反馈社会实现价值的情结就极为正常。尤其是，学的专业越是务虚，这种情结可能就越是浓烈。周师兄学的是法学，比我学的哲学要务实，但周师兄研究的方向是法制史，那在法学内部就是很务虚的方向了。
务虚的专业要么关注的是终极性追问，要么是修齐治平，本质上都是屠龙之技，与现实无关。没有实用性就没有硬需求，所以务虚专业最终的就业方向往往都是吃财政饭，学历越高就业方向越狭窄，博士毕业大概率会进高校。
和其它财政供养单位相比，高校是最能容得下理想主义者的，尤其是高校里的务虚性专业。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的话，就不仅很痛苦，而且很危险，除非这个人本身就只是善于投机的伪理想主义。
从本质上说，靠别人供养但又对供养人不产生对等价值的人都类似于寄生虫，区别只在于是有害还是有益。比如跳蚤和血吸虫，对宿主就是有害的。比如犀鸟，对犀牛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比如肠道菌群，对人体也是有益的，这样的寄生关系其实可以算作是一种共生关系。
对宿主有害的寄生虫中，有的非常致命，比如血吸虫，比如我家小狗两年前感染过的焦虫，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他全部的血液被置换后才挺了过来。
致命性的寄生虫往往是占据了核心位置和掌控了核心资源，因此数量并不多，而且在宿主死亡后它们也大概率会死，所以他们虽然做着消灭宿主的事，但又要被迫和宿主共进退。
最常见的寄生虫，其实是类似于跳蚤这种，它们对宿主的危害性不大，但生存力极强，可以随时更换宿主。
比如前两天我给狗狗剪毛时，它身上的一个跳蚤窜到了我的身上，除了洗澡换衣服外，我对它毫无办法，它现在去哪里逍遥了更无从得知。
大部分的高校教师，其实都是像犀鸟一样，勤勤恳恳地在为犀牛做贡献，就算被犀牛踩到时也不会轻易生气，更不会轻易离开，因为离开了犀牛，犀鸟就很难生存。无论是上课还是写论文，都是高校教师靠奉献自己来谋求生存的方式。
但也有些人，他们选择成为高校教师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实在是好混日子，就算不怎么做贡献，也能同样获得其他努力做贡献的人所能得到的核心生存资源，比如福利房，比如附属学校。要是再精明一点，还能公费旅游和给美国人当爹一样不落。
这样的人，就像是跳蚤，选择宿主的眼光非常好，生存能力非常强，都是可以以小搏大并反复横跳的高手。
周师兄明显属于后一种。
作为上海的非一流学校的非核心学科的老讲师，他产出的论文看起来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垃圾刊物，他没有基金，有一本译著。
虽然他一直在强调自己很热爱教书育人，但工作十年了还是讲师，可见教学能力应该也不是很突出，因为大部分普通高校是有机会靠教学能力评副高的。
但是，周师兄分到了上海的福利房。
所以，虽然周师兄一直在强调自己很清贫，为了免交“巨额”的计生罚款而被迫去加拿大生三胎，但只说上海福利房这一项，他就成功吊打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甚至是大部分上海人，以及上海的大部分高校教师，尤其是近些年才入职的青椒们。
虽然周师兄抱怨自己40岁了才分到了这套房子，但他没有提自己是34岁（我按他比张敏大9岁估算的）才参加工作的。
所以，在移民之前，周师兄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02
放弃美国绿卡，真是爱的代价
工作4年后，周师兄到美国访学，妻子张敏也申到了美国的硕士。对于青椒而言，这是非常美满的事，既夫妻相伴，又进修上学两不误。期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相比那些花巨资赴美生子的人，他们真的很幸运。
更加幸运的是，张敏不仅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而且抽到了美国的H1B签证，只要努力工作，拿到绿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他们面临了一次重大抉择，关键点就在于周师兄是否要辞职。最后他们选择了异地，周师兄继续在国内工作，张敏继续在美工作。
周师兄在解释这个抉择的理由时说：“她让我选，或辞职来美团聚，或两地分居。我选择了后者，当时虽对中国大学诸多弊端通透了解，但当时这份工作仍对我有一定吸引力，不似当下言论日缩，为师讲课毕竟也是我最大乐趣，想像我中国法学博士去美国一定找不到象样工作。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家庭内部原因，夫妻二人在个性上有一些冲突，也是家庭关系最糟糕的时刻，不过好在最后达成妥协，我在上海工作兼照顾两个孩子，她在美国工作，等她拿到绿卡再说团聚的事儿。”
周师兄说了两个理由，一个是他喜欢讲课，另一个是他们夫妻关系出现了严重问题。周师兄也坦言，中国法学博士去美国一定找不到“象样工作”。其实是否真的喜欢讲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害怕无法找到和大学老师一样的“象样工作”。
我相信周师兄这句话是真心的，我曾经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虽然我对“象样工作”的定义和周师兄可能不太一样，但中国传统对劳心和劳力的划分、整个社会对“体面工作”的定义真的深刻影响了很多人。
现在我早就抛弃掉以前的很多陈腐观念，终极理想是做一个农民，放羊养牛遛狗种菜，但我必须承认，长时间的脑力工作真的会让一个人变的很怂，不愿意轻易放弃相对轻松的工作，不敢去尝试看起来费力的所有工作。
我觉得周师兄无论是已经放弃“象样工作”之后，还是现在，他对“象样工作”的定义应该没有丝毫改变，这或多或少也成为了张敏悲剧的一个原因。
但是，周师兄在2016年不辞职的主要理由其实并不是害怕在美国找不到“象样工作”，而是我上面提到过的福利房。这一年他39岁，马上就要分到福利房了。我想这应该也是张敏当时愿意两地分居的一个关键理由，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套上海的房子就能到手，没有几个人会不愿意。
仅仅一年以后，张敏放弃了H1B签证回国。按周师兄的说法，是因为太想念孩子。我觉得这应该只是原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婚姻危机。
张师兄提到，他选择不辞职的理由之一是“夫妻二人在个性上有一些冲突，也是家庭关系最糟糕的时刻”。但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想要维持家庭，不正是夫妻应该要在一起挽救婚姻吗？
这个时候，其实移不移民真的没那么重要，能不能分到房子也没那么重要，家庭会不会散才是最重要的。
以张敏始终如一的坚持付出来看，她最看重的从来都是家庭。但当时周师兄选择了分居，张敏也同意了，可见当时张敏并不认为家庭出现了危机。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是周师兄这边单方面出现了婚姻危机。
后知后觉的张敏直到一年之后才知道了她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签证回国。
到底是什么样的危机会这么严重呢？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
对一个精明的跳蚤来说，对一个惯常以穷苦自悲的中年男人来说，当他对家庭不满，并且妻子又的确不在身边时，那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不难想象。周师兄再清楚不过，初入校园的大学生实在太好骗了，而且维持成本最低，甚至还有可能倒贴。刚上大学的张敏就是被周师兄在27岁时“捡到的”，心甘情愿为他付出了一切。
顺便说一句，国内高校的师生恋（确切说是性SR）问题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大学老师的道德有多败坏，而是几乎没有惩罚机制。像原北大教授沈阳那样的人渣，至今还人模狗样活的很好。为什么不建立严惩机制呢？天知道。
03
像鸦片一样种出来的孩子
在周师兄和张敏解决了婚姻危机后，2019年，张敏“意外怀孕”。由于三胎当时不合法，所以他们决定到加拿大生孩子。
在张敏生产的前两天，周师兄终于赶到了加拿大。孩子是请了助产士在家里接生的，因为这样最省钱，周师兄夸奖这是张敏做的很英明的决定。结局很美好，虽然过程有些艰难，助产士一个人忙活了好几个小时都没能生出来，最后无奈又请了一个帮手才成功了。
这个孩子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不被祝福的，如果要在国内生下他，那他的父母就要交巨额的罚款。虽然最终他成功出生在了加拿大，但他出生后不久，疫情就开始了。
周师兄说，从孩子一生下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移民，因为孩子在国内永远都上不了户口。如果真的是因为上户口的话，那肯定不可能是在孩子生下来才决心要为了孩子移民的，而是在张敏怀孕之后，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他们的计划里，用旅游签赴加生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转学签，再转工签，这样就能保证孩子不用回国。其实就算回国，第三个孩子的户口是可以上的，就像他们在美国生的二女儿，虽然自动成为了美国公民，回去照样上了户口，只不过这次要交大量的罚款，周师兄万万不能接受。
此时的周师兄，房子已经到手，工作上看来也不会再有新的收获了，那曾经断掉的移民梦又可以借着孩子重新开始了。
但疫情把他们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
我想，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周师兄应该是有些庆幸的，觉得自己躲过去了，但是当疫情蔓延到加拿大时，他发现加拿大人在防疫上根本就不上心。
这个时候，他曾经认识的一位香港的流行病学家通过模型预测了疫情会发展的很严重，他相信了这位朋友的判断，所以就想要迅速逃离加拿大。
他的原话是：“形势急转直下，以前说国内危险，现在成了国外出现不安全的迹象，这次家人又催，赶快带娃回国，事不宜迟。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可贵的窗口期，正好被我们赶上了，着实幸运。”
在一家人的安全面临危机的时候，周师兄和张敏做出了在当时看来是很明智的选择。这个时候，根本顾不上考虑什么移不移民的问题，孩子上户口的问题也顾不上了，先回去再说。
这个出生在加拿大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就回到了上海的家，他肯定不会知道，迎接他的将是囚徒般的生活，他被关在家里一年多几乎没有下过楼，导致他的正常发育受到了严重影响。
用周师兄自己的话说，他“像种鸦片一样养孩子”。
这个事情，肯定是周师兄早就计划好的，张敏应该也并没有反对。虽然他把孩子的悲惨遭遇归罪到了计生政策上，但他既然选择了回国，他能不知道接下来他要怎样应对才能不交罚款吗？
一年多以后，三胎政策放开，但是周师兄发现，虽然不用交罚款了，但还是没法给孩子上户口，因为当时回国时为了避免交罚款，他们没有到加拿大领事馆给孩子做出生证明的公证。所以为了孩子的身份问题，他们必须要移民了。
但他同时又说：“早在孩子出生时起，我就和妻子商量，抛弃国内的一切，人生归零，移民到一个使娃能轻松获得身份的地方。”
明明是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就已经计划好把他生在一个可以移民的地方。但由于跳蚤的极善于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他又带着孩子逃回了国内，宁愿让孩子像鸦片一样长大，也不愿意稍微冒点险带他下楼看看真正的世界。
当疫情暂时告一段落，张敏也获得了学签之后，周师兄终于下定了决心，抛弃一切，重新开始。
周师兄曾在他的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文字：谢谢孩子，让我发现自己的韧性和决绝，为了你们有什么不舍得。谢谢人生，没有沟坎还叫人生？谢谢社会，把你逼到角落突然开一道门。谢谢世界，无限的可能性使世界有意义，就看你敢不敢试试。有时候人生想把你逼到墙角，那就顺势抓住他不让他跑。
周师兄其实更应该感谢的是他的妻子，因为张敏才是那个真正坚韧的人，他自己从来只是一个决绝的人。为了孩子，为了丈夫，张敏受尽了坎坷和磨难，她用自我消耗的方式，为家人展开了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世界。
但是，除了周师兄以外，当一切都在变好时，张敏终于支撑不住了，永远的撇下了孩子们。
当周师兄辞去教职时，他实际上只是放弃了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旧宿主，同时，张敏成为了他唯一的宿主，所以他对张敏的索取和压榨只会越来越过分。
只有明白周师兄始终都是一个精明的跳蚤的话，他的所有行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周师兄有太多的理由埋怨张敏，绿卡还没拿到，孩子还没养大，你怎么就死了呢？
当张敏去世后，三个孩子就成了周师兄的新宿主。
周师兄说:（我妻之死这篇文章）我原本打算大约在我妻子离世一周年之际再写的，也就是2024年11月再写，主要考虑的是我的承受能力。
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感觉非常不适，因为纪念亡妻的文章居然可以提前规划出具体的可以写作的时间。
通篇看下来，纪念没有多少，曲里拐弯的埋怨和指责却满满都是，既有对亡妻的，也有对加拿大的医疗制度的。正如被他删掉的那篇文章里，他几乎指责了他提到的所有人。
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我完全不了解，但我敢肯定的是，接下来，加拿大会有更多的制度和现实将受到周师兄的指责，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新的流量密码。
正如他上一次爆火又被删的那篇批判高校体制的文章一样，对于寄生虫而言，旧宿主的命运一定是被批判。
这波舆论潮冷却之后，孩子们也将被时不时拿出来消费，因为他们是周师兄目前唯一可榨取的宿主。
加拿大一定不会在意周师兄是否在批判自己，他们只会看到，这个毫无生存能力的可怜的中年男人，他失去了妻子，他的三个孩子需要照顾，这个家庭需要帮助。
这个国家，将成为周师兄的最后一个大宿主。
一名加拿大华裔移民乔先生写的一篇题为“我妻之死”的文章在华人圈爆红。图为其妻张敏及3个孩子。（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