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历史告诉我们，赤字增加，利率的压力也将增大。现在还没到这样的程度。那将是很难处理的情况，因为利率是时间偏好最明显的体现，即人类考虑未来发展时，利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企业愿意在长期固定资产上投资的资本比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特别是从真实的长期利率、通胀率、投资者预期收益的关系来看，2000年左右出现过一个明显的经济衰退。如果长期利率出现波动，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些波动，包括股市。长远来看，那就必须提高真实的利率。
我们可追溯的政府债券发行和利率数据是1789年，数据曲线是平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利率与现在没什么大区别。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是不会变的。若追溯到圣经时代，就会发现利率处于较大的个位数。这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从这些数据里你不会从政策的角度研究出很多东西。就像依靠阿波罗的神谕，德尔菲才在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市场的预测实际上是试着预测人类的天性。
《财经》：你的最新著作《Capitalism in America》8月就要出来了。这本书在当下的语境下，要表达什么？
格林斯潘：资本主义撬动了美国，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增长率核心之上的、一部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这个历史在自由经济体制下发生。中国在十多年前或更早，好像就要变成资本主义时，这样的变化却停止了。
每个人都喜欢创造的部分，却讨厌破坏的部分，总有些进程会覆盖掉其他的进程。当政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周期性的民粹主义会出现。民粹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这样的哲学，它只是痛苦的呐喊。民粹主义出现，壮大势力然后失败，我们会重回到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其他国家的故事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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