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十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史无前例的停滞，广东这个中国最具创业精神的省份面临的痛苦愈发严重。
彭博的深度报道说，因为担心自己落后于人，董怡达(音）搬到了中国科技之都深圳。2021年，27岁的董来到这座拥有1800万人口的城市，发现这座城市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具经济潜力，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一度确保了美国、欧洲难以企及的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
董此前一直在香港担任记者，当时香港正经历居民和企业外流，她希望赶上深圳的发展，在一家自动驾驶汽车初创公司担任业务开发职位。
在南山区的一家咖啡馆里，董喝着冰拿铁说：“如果你去深圳的咖啡馆，人们总是在谈论如何赚钱。尽管近期房价有所回落，但白领工资停滞不前，许多人买不起房。即使是在周末，人们也在谈论房价和学费。”
经济压力甚至蔓延到了约会中。她认识的男性都在仔细权衡潜在伴侣的收入和家庭背景，有些人甚至认为恋爱关系是他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
董的上一任男友为了专注于升职而离开了她。董说：“这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一场数字游戏。”
随着近40年来生活水平提高的势头出现放缓迹象，董女士是众多对未来感到担忧的中国人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人口老龄化、习近平主席对私营部门的投资打击、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以及房地产持续低迷等，具体影响因地区和行业而异。
但总体而言，许多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尽管官方数据显示收入在增加，许多消费品的价格也在下降，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
总部位于深圳的腾讯等科技公司已经裁减了数万个岗位，去年6月，青年失业率上升至20%以上，之后政府采用新的统计方法，将这一数字降至约15%。据彭博社智库估计，自2021年以来，住宅房地产价值在某些城市下跌了50%。同期，股市下跌超过三分之一，招聘平台智联招聘对32%的受访上班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去年他们的工资下降了。
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的失望情绪尤为强烈，这个位于中国南方的省份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繁荣引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广东从共产党的正统路线中脱颖而出，成为吸引企业家的磁石。只要想到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公司，很可能就位于广东：华为电子、比亚迪汽车和大疆无人机的总部都位于广东。这些企业吸引了数百万希望改善自身境遇的国内移民，他们有的在工厂生产智能手机，有的在写字楼交易科技股。
如今，广东拥有超过1.2亿人口，相当于菲律宾或日本的人口总数。
但仅凭创业精神，并不能保护广东乃至中国其他地区免受经济逆风的影响。虽然人们集体表达不满的情况相对较少，但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2023年广东的抗议活动数量超过了中国其他任何省份，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延迟的房地产项目等经济问题。
房地产价格暴跌对广东影响尤为严重，尤其是因为中国恒大集团（一家大型开发集团，现已基本破产）的总部就设在广州。
习近平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包括一项3000亿元（410亿美元）的计划，鼓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未售出的住房。政府还大力支持官员们所说的经济扩张的“新三驾马车”：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
在这些行业中，中国领先于大多数竞争对手，尽管这一领先优势可能会因美国和欧盟的关税而削减。
这些政策可能不足以解决有关中国经济模式的更根本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向人民提供了一些人称之为“心照不宣的交易”：作为对几乎完全的政治控制的交换，共产党将带来稳定和日益繁荣。没有人会真认为，当前的经济放缓对政权构成生存威胁，对异议的严格控制和无处不在的监控使得有组织的反对派几乎不可能存在。但是，如果决策者无法克服这种困境，那么交易可能不得不改变，结果难以预料。
自202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年，北京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采取了积极的封锁措施来遏制新冠疫情。同年晚些时候，政府出台了针对房地产企业的新债务准则，并大幅加强对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审查。这些监管变化影响了众多私营部门，被理解为习近平发起的“共同富裕”运动的一部分。
运动的一些目标具有政治性：例如，减少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国内严重不平等现象。一些评论家还认为，运动旨在削弱私营部门企业家的权力，例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与此同时，习近平认为，现在正是控制借贷（尤其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借贷）的时机，因为这些借贷正在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扩张。相反，人们认为，中国最好将资源转向高科技制造业，并鼓励消费者将更多工资用于消费。
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前列，部分原因是国家提供的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相对较少。
房地产“三条红线”等新政策旨在为房地产行业降温，这些措施包括限制房地产企业从银行借贷的额度，而房地产行业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在过去34个月中，100家最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量有30个月出现下滑，一些城市有大量空置公寓。有30多家开发商拖欠债务，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开发商包括总部位于广东的恒大、碧桂园和万科。
由于担心直接救助开发商可能会导致所谓的道德风险，政府一直不愿采取积极措施来拯救行业。
除了对建筑工人或营销人员就业造成明显影响外，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对家庭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中国人认为拥有一套房子几乎是创造财富的万全之策。在某些情况下，拥有一套房子是结婚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有足够空间让公婆搬进来帮忙照顾孩子的夫妇来说。
谢一闻（音）就是受危机影响的人之一。2021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拓展恒大在线房地产经纪业务，这是他赚到的最多薪水。公司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六个月后违约，成为政府新债务限制下的第一个主要受害者。
最初，一些人担心市场会像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那样出现连锁反应，因为恒大贷款人试图填补资产负债表上的漏洞。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但中国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却逐渐出现了连锁反应。
从那以后，谢在深圳的公寓价值缩水了40%，在房地产热潮最盛时期，这套公寓价值约420万元人民币。他说：“人们不再相信房价会持续上涨的理论了”。
他试图适应这种变化，在一家室内装饰公司找了份工作，薪水只有在恒大时的一半。他心想，如果不再换房，他们就会更关注现有空间的升级。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现在干脆完全休息了。
在此过程中，他注意到一个可喜的变化。36岁的谢解释说，他曾经饱受中国所谓的“35焦虑症”的困扰，即在这个年龄之前获得重大晋升或达到其他职业里程碑的压力。如果你做不到，三十多岁的人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更愿意为更少的钱付出更多努力的人。
但他说：“过去几年的动荡意味着35岁这条线不再重要了。整个评估体系不再有意义，所以我也不必担心了。”
习近平主席曾说过，“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毫无疑问，在同等条件下，政策制定者当然希望有一个规模较小、对债务依赖程度较低的房地产行业。然而，有迹象表明，他们为抑制全国房地产泡沫而付出的努力过于成功。尽管近期采取了稳定市场的措施，但房价仍未触底，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依靠出售土地来支持财政。土地交易收入减少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和工人的养老金。根据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的数据，2020年，广东省地方政府收入（不包括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近40%来自土地销售。到2023年，这一数字为25%。
对消费者产生的更大影响虽然难以衡量，但同样重要。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中国鼓励人们增加商品和服务消费，从而减少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支出的依赖，保持经济增长。但消费者担心自己的财富因房价下降而缩水，在许多情况下还担心未来的收入，通常不愿意将更多的预算用于非必需品，例如新电器、衣服或度假。
这反过来又导致中国更加依赖海外需求来拉动出口，而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其他全球大国的官员正在采取措施限制这种需求。
每年春天，广州都会举办一场中国独有的盛会，广交会，届时将有2万多家公司齐聚一堂，展示他们的产品。举办广交会需要占用150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这些空间分布在几个类似机库的建筑内。
场地如此之大，参观者只能乘坐高尔夫球车或配备电池的行李车代步，这些行李车兼作滑板车使用。电子节拍从扬声器中传出；产品展示区边缘或走廊上为数不多的几把备用椅子，通常被疲惫的与会者占满。
展会首次举办于1957年，当时毛泽东政府试图打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主导的贸易禁运，但名字暗示着更深层次的历史。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广州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门户，港口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帆船。
这里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 在一些地区，工厂老板的推销员站在街角，向路人宣传缝纫或组装家具的工作优势。
在4月底和5月初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中，中国公司为今年的广交会带来了种类繁多的产品。其中一些是中国庞大工业基地的主流产品，摆满了沃尔玛或塔吉特的货架：电动工具、山地自行车、笔记本电脑。
其他产品则更为冷门，包括自洁猫砂盆和据称有助于佩戴者睡眠的人工智能眼罩。
广交会的人流量随着中国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十年前，大约一半的外国参观者来自（主要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倡议是一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吸引了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现在，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二，尽管美国和欧洲的买家仍然占很大比例。但是，即使参展人数众多，也不一定能转化为足以帮助中国企业发展的订单。
“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却无能为力，”来参加展会推广公司太阳能存储系统的企业李说道。他们的产品主要销往中东和非洲，但由于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袭击船只，她无法为运往埃塞俄比亚的部分货物投保，而埃塞俄比亚是她的主要市场之一。
由于仓库成本不断上涨，现金流也面临压力，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发货。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其他冲突也影响了她向也门和黎巴嫩的销售。
她开展业务的国家，至少不会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征收关税。但是李还在担心。如果美国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内实施重大限制，她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巨头中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较贫穷的国家，从而将她的公司挤出市场。
李女士一直在和一些大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但她担心如果竞争过于激烈，可能被迫出售自己几乎用尽毕生精力经营的企业。
李决心不让这种情况发生，但不会冒太大的个人风险，例如用房子做抵押贷款。她说：“我年轻时无所畏惧，但现在要考虑整个家庭。我应该把所有财产和家人的全部财产都投入这项事业吗？”
跟随人群来到广交会的参观者很快就会来到电动汽车展区，这里展出了比亚迪、IM智己汽车和中国重汽等公司的产品。最大的展位之一属于广汽Aion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这家总部位于广州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六款车型。
一辆亮橙色、带有剪刀门的跑车似乎是最受欢迎的，参观者纷纷倚靠在引擎盖上自拍。
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日益成为经济战略的核心，比亚迪和其他公司在建立庞大的国内业务后，将重点转向出口。政策研究公司Trivium China的分析师约瑟夫·佩塞尔表示，虽然电动汽车产业不可能像房地产和建筑业那样雇用大量员工，但高收入员工群体可以通过消费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正是针对这些行业征收关税，指责北京不公平地利用国家补贴削弱外国竞争。5月，拜登宣布对中国商品（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矿物）征收一系列新关税，这是川普政府实施的贸易限制的升级。
欧盟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在开始调查清洁技术补贴后，也在考虑采取类似措施。甚至传统上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国家，也出现了抱怨中国向市场倾销其他廉价产品的声音。巴西、智利和墨西哥都提高了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关税，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制造商需要将产品转移到海外。
习近平及助手们，试图反驳中国产品之所以如此便宜是因为国家支持的说法。他们辩称，此类出口有助于降低全球通胀，对于电池等商品而言，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也可能以关税作为报复；官方媒体暗示将对原产于欧盟的猪肉和其他产品进行调查。
另一个策略是将更多生产转移到国际市场，正如比亚迪宣布的那样，将在匈牙利开设一家工厂，让其他国家的工人分享中国企业的成功。
此类措施并不能消除影响国际贸易的地缘政治担忧。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设想从巴西到印度尼西亚建立友好国家链，通过广泛的商业关系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但他的强硬外交政策，从在南中国海提出最大领土主张到支持普京，疏远了这些国家的部分领导人。正当北京需要尽可能建立所有贸易联系时，许多长期合作伙伴却持谨慎态度。
中国政府今年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约为5%，私营部门预测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基本可以实现。即使官方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对于面临如此复杂挑战的大型经济体而言，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功，尽管与2000年代中国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相去甚远。
然而，这个数字只是真实情况的一部分。消费者支出增长缓慢，4月份零售额同比增长仅2.3%。同月，社会融资近20年来首次收缩，这个指标用于追踪经济中使用的信贷总额。这表明，尽管中国的借贷成本相对较低，但企业、消费者和地方政府都不愿意承担更多债务。
在深圳，刘安龙（音）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变得谨慎。按照几乎任何标准，他都应该认为自己是中国经济中的赢家之一。他和妻子都三十出头，在科技行业工作，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大约有10万美元。她的父母很有钱，可以负担大额支出，这对夫妻生活得很舒适。
尽管如此，刘在市中心附近一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吃午饭时说：“我一点也不乐观。”
这里过去必须提前预订，现在生意清淡，可以随意走进去。
他最担心的是与西方经济体的紧张关系，而后者对中国经济开放至关重要。美国对中国军事野心的警惕，导致其采取行动，切断中国企业获取最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这将使他们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更加困难。
刘抱怨道：“贸易战影响了一切。我们没有这些芯片，通往未来的道路被切断了。”
他更担心的是自己在消费电子公司经理职位的未来。业务进展缓慢，刘不确定下一步该何去何从。一个选择是寻找一份对国际销售依赖程度较低的工作。另一个选择是老板建议的：换一个不直接对业绩负责的团队，这样即使公司业绩不佳，也不会直接归咎于他。
在这种焦虑中，他和妻子紧紧抓住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每月存下超过一半的工资。
自经济放缓开始以来，习近平的公开言论中，常常流露出的是对像刘这样的普通百姓的担忧无动于衷。无论是对于正在努力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对于试图以低工资维持生计的公务员，他经常重复的建议，都是要接受苦难的道德美德，正如官方宣传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农民一起劳动时就是这样做的。
习近平特别指出，人们应该学会“吃苦”，这是忍受苦难的常用说法，例如，接受任何可能的工作。
这种哲学对于年轻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一个没有消费主义的国家。以前的想法是，只要愿意努力工作，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和不断增长的财富。
这种交易显然已经破裂，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最显著的是“躺平”，拥护者认为，他们不应该为了基本生存而工作。从定义上讲，这些人不太可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但如果大批失望的中国公民，对经济前景的恶化做出愤怒而非冷漠的反应，情况可能更复杂。
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心自己错过了国家最好的时代。在深圳，从记者转行到商业开发人员的董说：“我们成长于2000年代和2010年代的中国，那时我们的目标是顶级品牌和顶级外国公司。我们想去国外深造。现在，我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感到非常难过。”
